“为什么要杀死她？”我问。

　　他说：“我不想杀她，我对她很好。我把自己给别人打工修电脑的钱都给她花，她一个人在青岛不容易”。

　　“你对她这么好，你们什么关系？”我又问。

　　“好朋友关系。”他把身子紧紧靠到椅背上，目光开始躲闪，带着手铐的双手使劲握着。我猜现在有个测谎仪在他身上的话，肯定心跳和呼吸都不正常了。

　　“是连她出去和嫖客见面都要跟她一起的好朋友吗？”我说的轻描淡写，但内心却五味杂陈。

　　“嗯，她怕黑。”他对案发当晚的事情倒是一点都不否认。“当时都快凌晨一点多了，而且和嫖客约定的快捷酒店周围环境很差，我怕有坏人伤害她。”

　　还有比这更讽刺的吗？一个保护着“好朋友”免遭侵害的人，在之后的一个小时里亲手杀了他为之保护着的“好朋友”。是友情破碎的太快，还是在用极端的方式宣告“只有我可以伤害你”？

　　我把自己的不解抛给了他，他摇摇头说：“我解释不清楚”。但此刻我却觉得其杀人的目的和动机开始清楚起来。

　　“你解释不清楚什么？你们的关系还是杀她的原因？”

　　我心里有了底：离真相近了。我心里又没了底：最怕见人哭，这下哭的是有人民内部矛盾的人，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办了。

　　只能坐在对面等着他哭完。

　　结束哭得说不出话来的阶段，他先开了口：“我很喜欢她，但是她结婚了，我也已经订婚了，我就不能喜欢她，所以就是好朋友关系。”

　　他用词不准确，逻辑也不经推敲，但我想我听懂了。忽然感觉生活的戏剧化无处不在，忽然感觉戏剧化的生活里再拙劣的表演，都是走心的戏。这份槽点太多的感情我无法理解，因当事人已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，也不予评论。这个嫌疑人，在他成为一个为人不齿的杀人犯之前，也有他自己的坚守和道德底线，这有点触动到我。

　　哭过之后他好像卸下了心防，说了很久、说了很多，像是对我说、又像是和自己说：“我挣钱不多，之前又都给她了，想临时找她借点钱回家过年。她不借我也不会有什么意见，但是她那样骂我我实在受不了。‘窝囊废’、‘第三者’，什么受不了骂我什么，我都气炸了，就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捅了她。”

　　“她后来一动不动了，我脑子一片空白。我想反正人已经死了，我就拿点钱跑吧。”

　　“我真的不是为了要钱杀她的”，他一再强调就是因为生气杀死了对方，好像这样会让他显得不那么不堪。在他看来，是抢劫一个罪名还是杀人和盗窃两个罪名认定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没有逼着别人要钱，重要的是他认为被人骂是比杀人还严重的事情。

　　不得不说，一个人的话语体系和思考体系，基本反映了他和自己的关系，以及他对世界的态度。有时候问了让案情清晰明朗，作为办案人要试着从嫌疑人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问题，不得不说，影响我们对事情判断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不同的“三观”。事情是客观的，怎么看待事情却是主观的。

　　经过反复审查，结合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全案情况来看，嫌疑人因情绪失控杀人后拿走现场财物的情形更符合实际情。最后，我们按照杀人罪、盗窃罪将该案起诉至青岛市中院，中院以上述两罪名予以认定。